现代法律是基于男女平等制度制订的，不会给予某一方独特的保护。提出这种难题的，通常指的是“由于生育的缘故，女方会失去许多职场的机会，因此应该给予补偿”。给予补偿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，关键难题是“由谁来提供补偿？”这在时代并不成难题，由于当时并没有私企和资本家，也没有太多的人想要离婚。女性在生育期间的福利要么由组织来保障，要么由家庭来保障。现在不同在于离婚率居高不下，不敢指望家庭的保障；而体制内的在编女性只占少部分，私企是很难充分保障生育妇女权益的。于是，不少女人想到靠男人来为自己提供保障。这里提到新的民法，指的就是希望靠法律规定男人出彩礼、离婚后净身出户、允许女人分享其婚前房产等形式来保障自身权益。我对此只能说：“心情可以领会，但想法缺乏可行性”。缘故很简单：每个家庭、每个男人、每个女人的情况不同，法律却不可能针对每一个案来制订。假如法律规定女人的上述诉求是合法的，就违背了男女平等的制度，由于彩礼的传统意义就是把女人的社会价格定义为“给男人传宗接代”。除了这些之后，还会催生出专门诈骗高额彩礼、拿到彩礼和男人的房产就合法离婚的行为。即使不是刻意欺骗，如果两人由于发现不合适而分手，男人都应该因此损失两代人积攒下的财产吗？如果发生这种情况，又该怎样办？你总不能说“我不会这样”，就把遭遇这一些情况的受害者给忽略不计了。除了这些之后，一些体制内的女性已经享受了社会提供了保障，法律要不要规定“体制内女性不再享受上述待遇”？你认为这可能吗？因此，女性的生育保障主要还是要靠社会来提供，而不是靠法律强制男人来承担风险。在“社会”不那么可靠的前提下，以前我的建议是已婚女性要努力做到两点：一、尽量不放弃经济独立，这是你保障自身权益的底气所在和最终的退路；二、不要把孩子当作私产，也就是尽量拉上男人一起带孩子。这样可以分担你的责任、尽快培养父子情感、让他更加顾虑孩子的感受、同时也没有更多时刻用于家庭之外。现在还要加上一条：避免极端女权思索，就是“怎样做都是我受害、男人获利”。比如发生婚变时，如果男人争夺监护权，那么自己就是“生育工具”；如果男人不要监护权，就是社会对女人不公、责任都要由女人来承担。只要女性做到上述三点，就可以有效降低生育风险。这比幻想靠法律制订不切实际的条文要可靠得多。